从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大时代" 看雄安新区的"新未来"

宋鹤立

2017年05月22日10:56  来源:人民网
 

每一段历史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但历史又往往惊人地相似。1979年的深圳开始了“春天的故事”,1992年的上海迈出了“走进新时代”的步伐。2017年的春天,雄安又将开启一个怎样的新格局?回顾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时代背景及发展历程,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的把握雄安新区的战略定位和未来前景。

深圳特区:伟大时代孕育的伟大精神 伟大精神成就的伟大事业

建设深圳特区是在我国全面解放近30年,中国仍旧有2亿以上的农民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经济远远落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背景下提出的。彼时的亚洲,曾经和中国内地一样贫穷落后的台湾、香港地区和新加坡、韩国,通过抓住60年代发达国家产业升级、世界市场调整的机会,一跃而成为亚洲“四小龙”,进入了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行列。同时期的日本不仅愈合了战争的创伤,还经历了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和伊奘诺景气三大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其国内生产总值已相当于中国的三倍。

作为一个泱泱大国,中国面对外界的重重压力,发展迫在眉睫。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期,我们党于1978年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改革开放只有死路一条,而改革开放又风险重重,面对这种两难情况,把设立“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突破口,是我党富有智慧和远见的创举。

回看深圳特区的建立、发展历程,首先,党中央的坚定决心和正确指引是推动特区前进的重要动力和坚强保障。70年代末正是我国转折的重要时期,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等广东省老一辈领导同志深入一线调研,形成了创办对外加工贸易区的设想建议,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后亲自作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战略决策,明确指出“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此后,在事关经济特区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小平同志两次亲临深圳,明确指出“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要求深圳“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其次,深圳特区的成功离不开思想的解放。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当时的深圳特区活跃着各种创新思想,承担着全国创新、开放的重任,深圳的发展既是不断涌现出新机遇的历程,同时也是披荆斩棘、不断试错的过程。深圳的开放开发,创造了中国市场经济改革进程中太多的第一次:敲响了土地拍卖“第一槌”,创造性地实施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制度,推动了我国土地使用制度的根本性改革;率先创建了证券交易所,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并逐步完善资本市场交易体制,不断推动我国金融体系的健康持续发展;率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帮助企业转型升级,在高校创新资源非常匮乏的情况下,顶住经济“减速”压力,牢固树立起深圳“最佳创新城市”的地位。

深圳特区经过近40年的发展,已从边陲小镇成长为一座美丽、繁荣的现代化城市,经历了从工业新城向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角色转变。今天的深圳更多承担的是产业升级、高科技创新的重任,在物联网、5G技术、石墨烯、新能源等多个新兴科技领域的创新能力位居世界前列,涌现出了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一批优秀的、领先的创新型企业,它的发展经验和教训正不断影响着我国其他开发区、特区、新区等的设立和发展。

浦东新区:勇立潮头的坚定信念 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1992年的广东珠三角地区经过改革开放十余年的发展,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而曾经的中国工业先驱——上海,却日显老态。浦东新区成立以前,上海150多年的地理发展重点都在黄浦江西侧,伴随着上海的经济发展,城区人口急剧增长,仅141平方公里的中心城区不堪重负,交通堵塞、住房拥挤、环境质量下降、市政设施陈旧老化等矛盾日益突出。从国家层面看,此时已经有深圳开放的成功试点,如何更好的巩固成果、扩大开放,成为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在此双重背景之下,1992年10月,国务院批复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

当时,上海市委、市政府正式提出了“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目的是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带动整体经济迈向外向型经济发展路径,承载起“扩大开放”的历史使命。回望历史,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从80年代深圳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中西部大开发,我国的总体开发战略依次展开,在这个大背景下,可以说,建设浦东新区是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到特定历史阶段的“攻坚之役”,在我国整体开发战略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浦东高举改革创新的旗帜,率先试点扩大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使对外开放由生产制造领域扩大到金融保险、国际贸易、现代物流等服务业领域。当时的浦东,像80年代初的深圳一样,同样开创了很多个中国“第一”。浦东率先成功尝试了保税区模式、出口加工区模式,建成了大陆境内第一个自由贸易区,这些建设经验现在被全国各地普遍借鉴;作为首个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地区,浦东新区坚持先行先试,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全面提高政府行政效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其经验和启示也逐步向全国推广;浦东率先实施了跨国地区总部、外汇资金管理方式的改革,开展了境内合格机构的投资者投资境外的业务,并设立了首家境外信托投资机构和基金公司,这些金融创新方面的尝试,为我国金融系统的不断完善提供了丰富的宝贵经验,如今,集聚在浦东陆家嘴金融区的近500家中外金融机构已成为长三角、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助推器。

在浦东有一句话:“梦想这个词,在浦东特别美好,因为浦东就是一个能让梦想成真的地方。”浦东的开发开放说到底是一个打破旧体制,不断变革和创新并实现梦想的过程。浦东开发开放的精神先导是敢于勇立潮头、敢闯敢试、与时俱进,这种思想源动力来自于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把解放思想、体制创新落实到改革开放的实践之中,浦东创造了中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奇迹。

今天的浦东新区已经被打造成为全球重要的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是我国金融、贸易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浦东不仅完成了初创时的发展任务,同时拥有了完善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制度框架,建立了有利于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开放型经济运行规则体系、区域创新体系框架、制度创新的引领带动机制等,它引领带动着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营造了一个崭新的国家经济增长极,对全国其他地区的体制改革、经济转型树立起了目标、指明了方向。

雄安新区:历史性的战略选择 新时代孕育的千年大计

雄安新区的建设具有前所未有的优越基础条件和可借鉴的丰富成功经验。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特区和扩大开放成果的浦东新区这两个重要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30年里保持了平均9.5%的高速增长,现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雄安新区的建设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横空出世”,“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从地理位置看,雄安新区地处北京、天津、保定腹地,可以与周边几个大城市形成半小时通勤圈,区位优势明显。同时,该地区地貌以平原为主,位于京津冀大气环境和水环境敏感地区,紧邻“华北之肾”白洋淀,生态环境优良。雄安新区的长远规划要比深圳大出四平方公里土地,而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发展空间充裕,具备高起点高标准开发建设的基本条件。未来的雄安新区会全面实施生态、绿色发展战略,将是一座绿色智慧生态新城。

从时间点上看,目前我国经济正从快速增长向平稳着陆过渡,这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京津冀一体化等国家级战略都将有力保障中国经济实现稳中有进。此时我国的南方,在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引领带动作用下,珠三角、长三角并驾齐驱,发展势头很好,而北方则一直缺少一个区域性经济亮点。长江以北地区只有北京一个重量级一线城市,但却没有像深圳、上海等城市那样,起到较好的辐射带动作用,相反产生了巨大的虹吸效应。北京汇集了京津冀大量的资源,导致河北、天津发展受到不同程度的掣肘。在此背景下,雄安新区的设立将起到一个较好的承接作用,成为非首都功能的集中承载地,同时也是实施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有望为我国北方增添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力带。

从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的发展历程来看,任何历史重要转折期的改革都离不开思想的开放、大胆的尝试。未来雄安新区也将像前两者一样经历众多制度的创新。不同的是雄安新区除了承载发展任务外,还承担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重要战略定位,是盘活京津冀协同发展这盘大棋局的重中之重;是破解“大城市病”,寻求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新模式的重要探索。雄安新区的建设不仅着眼于解决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同时也是在为我国众多大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亟待解决的问题探寻一剂良方。

80年代初,深圳特区的大开发是摸石头过河,史无前例;90年代初,浦东新区的建设是经验有限,任重道远。而今天,雄安新区的建设环境与前两者完全不同: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更加成熟完善,开发资本更为雄厚,金融机制更为灵活。我们看到,在前期顶层设计和布局建设中,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和资本带动成为主导这次新区变革的重要开端力量。从对外公布设立雄安新区之日算起,雄安新区已过“满月”,这期间国家多部委、央企积极推动,全面部署支持新区建设,范围涵盖了能源、基建、交通、农业、通信、建筑、金融等多个领域。可以预见,雄安新区的发展和壮大,将是我国近40年改革开放积攒的综合国力和实践经验的集中体现。

曾有这么一句话,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如今,我们的国家又处在一个重要的变革时刻,新时代的到来,锐不可当,让我们拭目以待——看雄安!

(人民网城市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宋鹤立)

(责编:李星跃、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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